“碳达峰越晚，峰值越高，碳中和越困难。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12月23日在2022《财经》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。

　　经济学如何面对气候问题，樊纲表示，过去一段时期人们认为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原因没有定论，所以迟迟不采取行动。英国经济学家的一份报告斯特恩报告，重新提出了问题，通过概率把不确定性转变成风险加以处理。

　　落后国家发展权方面，樊纲表示，从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都是谁排放的？不让发展中国家排放，等于停止发展；关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。随着情况的变化，巴黎协议变成了无太多约束力但自愿设定国家目标的协议。

　　2020年9月，中国国家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，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

　　樊纲认为，中国碳强度下降，非化石可再生能源不断发展，但化石能源绝对值无法忽视。目前中国的最大难题之一可能是煤炭。无论新能源在总量中比重多高，无论经济的碳强度多低，碳排放峰值可能都是由化石能源消耗的绝对量决定。

　　对于实现双碳目标，樊纲建议，需要进行的三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。一是变控能为控碳，控能机制的特点与优点包括节能可以是一种无悔减排，比较容易在初期实施与推动等。控能机制的局限性是不利于新能源更多入网；难以形成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利益机制。同时过渡机制已经宣布，新能源不纳入能耗总量控制目标。

　　二是建立全覆盖的碳配额制度。只有全覆盖、可核查的碳配额，才能不发生碳泄漏。只有全覆盖的配额制，才能有碳交易，也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而不是单纯的行政管控。碳配额需要动态调整，太宽了市场失灵，太严了抑制发展。

　　三是碳税及其他财务激励。碳交易是分配排放许可之后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碳价格。另一种由政府直接决定碳价的办法就是对碳排放征税。还可以对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进行奖励，比如美国实行新旧能源替代奖励制度。

　　“不仅政府对低碳转型进行推动，公众意识也在转变，影响产品的市场与价格，从而影响企业的收益。”樊纲认为，双碳目标背后是技术创新与变革，比如交通运输环节的低碳转型、碳捕集技术等等。